长江日报评论员杨于泽
中国的家庭模式从“四世同堂”转变为夫妻带娃的“核心家庭”，再进一步转化成独居或夫妻为主模式。根据最新中国统计年鉴，2020年全国“一代户”比重较10年前上升15个百分点，达到49.5%，而二代户比重已由2010年的47.8%缩水到现在的36.7%。
传统的家庭观念讲究“四世同堂”，一般也是“三世同堂”，但眨眼间已变成“一代同堂”，甚至一人独居。所谓“一代户”，即夫妻居住或单身居住。这种趋势，就是社会学上所说的人的“个体化”“原子化”，是学界曾经热议的“现代性”的一个方面。
导致这种人的“原子化”的根源，是现代化大生产对人的配置的需要。现代企业雇佣的是个体，而不是成“建制”地雇佣一家人；另一方面，家庭成员拥有不同特质、接受不同教育，最后到不同用人单位就业。一方面是现代化大生产消解传统家庭，另一方面是相对于传统家庭，日益个性解放和独立的个人。
人的“原子化”伴随着个性解放，不能不说，它有一定的进步性。回到巴金《家》的时代，凡进步青年谁不想从大家庭逃离出来？大家纷纷加入革命行列，就是要挣脱大家庭的束缚。所谓“四世同堂”福在其中、乐在其中，这样的家庭不是没有，但很多时候恐怕只是一个传说。鲁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在绍兴是一家人，搬到北京，三人婚后也生活在一起，但没几年便以兄弟反目、各奔东西而告解体。
“原子化”成全了人的个性与自由，但其负面效应也是很明显的：首先，是家庭成员“原子化”之后抵抗风险的能力降低，这种“原子化”是现代风险社会的一个内在推动因素；其次，中国家庭“一代化”已经证明“原子化”最终可能导致家庭解体，社会趋于不稳定；再者，“原子化”导致人类对个性与自由的过度追求，导致个体越来越缺乏责任感。
“一代户”越来越多，也是众多个体自我选择的结果，没有人强制。换句话说，人们对“一代户”是接受的，甚至很多年轻人还蛮享受那种自己支配自己的自由。但没有人强制是没有有形的强制，现代化大生产是一股无形的强制力量。父子母女、兄弟姐妹各奔东西，人们在享受自由的同时，亲情、互助、交流减少，经常会体验到孤独、寂寞，不排除无助感。
伴随现代化而来的“现代性”是有缺陷的，家庭解体无疑也是一种“现代性”缺陷。随着经济发展，人们的物质生活极大地丰富，各种先进技术正在把人变成孙悟空、如来佛那样无所不能的“神”。个人是“自我实现”了，但很多传统价值丧失了，类似“子欲养而亲不待”“子欲养而亲不在”的情感困境越来越普遍。这种缺陷需要修复，但如何修复，是一个横亘在我们脚下的“坎”。
【编辑：丁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