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注改编难,名著改编更难。求形似易讨巧,但天才的故事往往只有另一位天才能接住
文/陈陌
即便同样是讲故事,编剧和作家干的却是两套活。写出《了不起的盖茨比》的菲茨杰拉德曾三次被好莱坞重金请去写故事,创作的剧本没一部顺利搬上银幕。欣赏他的大导演比利·怀尔德说:“请菲茨杰拉德来当电影编剧,就像雇了个伟大的雕塑家来通下水道。”
雕塑家未必会通下水道,但能把文字变成影像的电影人,一定得会光影魔术。既保留小说的意趣,还得把文学化的深刻换成声画,制造出对话与肢体的戏剧感来。某种意义上,改编这种重构比原创更有难度。
《不成问题的问题》的导演与编剧梅峰是北京电影学院的老师,深谙电影语言。这部源自老舍先生同名小说的抗日题材作品的改编,是极佳的范例。
梅峰最初被这部小说打动,是因为人物鲜活。圆滑的丁务源、叶公好龙的秦妙斋和理想化的尤大为,都是中国社会中的典型人物,从高古活到如今,在各个时代辗转腾挪,从没消亡。这篇简单到几无故事性的小说,是一篇世情文化的讽刺寓言。
写“大后方”重庆经营农场的小说可以一路平直地叹这口气,但电影不行。得有人吵架、有人挤眉弄眼、有人败走,起承转合鲜明活泛才留得住观众。
梅峰将原著里平铺直叙的交代,改成了牌桌上的对谈、宴席中的机锋、画展时的尴尬以及一篮鸡蛋中两套价值观交锋,又将可延伸至芜杂的人物关系收束成关键几组:将股东开会换成太太小姐闲谈、为秦妙斋编出爱情戏,把国人最熟悉的交际场景变成舞台。当丁务源在太太小姐面前伏低做小、秦妙斋摇摇晃晃空谈艺术时,原著中隐约的辛辣风味就飘到幕前。
如果改编只到这步,是及格。能展现出改编者的审美风格,才高妙。
梅峰给了这部戏独特的视觉设计。
比如镜头。叶公好龙的秦妙斋的许多镜头都是活动的、晃荡的。而丁务源的,则是四平八稳、不疾不徐。
还有布景。拍世情戏,尤其是群戏,许多导演都爱用华丽繁复的布景与道具,梅峰则极简到底。黑白色调不说,布景也充满抽象的符号化。原著中农场大厅中挂着色彩浓烈的画,绕着河流有丰美的鲜花,小山脚下是惹人夸赞的果树,这一切在电影中都要靠意会。这种不写实的舞台风格搬到银幕上来,反而给人物留下巨大的空间。
沈从文教写作时,曾对学生说,无论景物还是其他,要贴着故事内核设计。此一味,梅峰懂。
按理,拍惯莎士比亚的导演肯尼思也该懂,但今年这版众星云集的《东方快车谋杀案》却温吞得让人诧异。
《不成问题的问题》剖析的是国民性,《东方快车谋杀案》则是西方老题目:正义与法律之辩。
导演大约是想把故事讲得更有娱乐价值,大幅改动了原著的叙事脉络:在开头增加了说明侦探波洛神勇与强迫症的小故事,又花了大量时间给故事中人特写。
他试图将重点放在镜头调度和视觉设计上。人物造型每一个都充满故事感到略有夸张之嫌。多变的场景与景别,从高贵车厢到恢弘雪地,再到黑暗隧道,都转换衔接得流畅巧妙。凶案进行中,还用了几次非常聪明的俯视镜头,通过上帝视角带出冷静氛围。
最后大结局时的镜头,更是视觉震撼力惊人。让所有凶案参与者一字排开背对黑暗隧道而坐,活脱脱将达·芬奇《最后的晚餐》搬上了银幕。让那场是与非的审判,更增加了人性、道德、法律对峙的张力。
但可惜,电影的看点,也因此从人性挣扎变成华丽摄影,显得花活多、节奏慢,连演员的表演都被削弱。无论是与非、罪与罚的困境,还是波洛侦探价值观动摇后的孤独,都平庸得缺失直击人心的力量。
改编难,名著改编更难。求形似易讨巧,但天才的故事往往只有另一位天才能接住。
陈陌专栏作者,影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