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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资本论>翻译》
张钟朴 口述
中央编译出版社
走进书店，我们可以轻松买到《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列宁选集》等经典著作。不过，是谁让这些著作“说中国话”？翻译的过程是怎样的？译本把伟人思想表达准确了吗？
翻译家张钟朴。
中央编译出版社的一套丛书“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编译口述史”或可回答这一切。2014年起，中央编译局成立了口述史工作小组，动员有余力的老翻译家们讲述值得纪念的人和事，目前已配套出版五卷（工作仍在继续）。其中翻译家张钟朴先生的《我与<资本论>翻译》是最新出版的，长江日报记者从书中摘编部分予以呈现。
学俄文也能拿稿费
1953年暑假我毕业了，被分到编译局。
编译局当时的生活，很有特点，编译局还集体发稿费，虽然工资是一样的，但是我们有稿费。
搞翻译的人容易翻外稿，把业余时间都用在翻外稿挣稿费上，但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学习时间，当时编译局不许我们翻外稿，晚上必须学习，提高水平。怎么办呢，全局的稿费集中统一发，分两级，骨干是一级，一般翻译算是第二级，每两个月发一次稿费。
像我当时的工资一个月是56块钱，两个月发一次稿费，一次是60块钱，相当于一个月多了30块，所以编译局年轻人的生活水平，比起其他的兄弟单位显得富裕一点。我们来几个月以后，都穿上呢子制服了。中直机关组织的舞会上，编译局的人跟外单位比起来，尤其是跳舞的女同胞，把旗袍一穿，花衣服一穿，到国庆节游行的时候，人家一眼看上去，就能猜出我们编译局的队伍，主要有两个特点：一个是戴眼镜的特别多，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衣服穿得花，穿得好看。因为是集体翻译，所以稿费集体所有，统一发放。
当时为鼓励大家学俄文，不懂俄文的人，只要学俄文，照样发稿费。像打字室的一些同志，没有学过俄文，晚上上夜校跟着学，也跟普通翻译一样拿稿费。
“要当翻译家，不要当翻译匠”
编译局提出一个口号：“要当翻译家，不要当翻译匠”。
当时翻译界有一个很不好的风气，就是无论什么东西拿来就翻，吃透吃不透原文不管，拿来就翻，翻得快就行，挣稿费。但是在编译局不行，必须翻译和研究相结合，初始阶段就是要做到，这个词怎么译你要把它弄清楚，你就得去了解背景，资料得查清楚，弄清楚你才能翻，翻完了之后你还要总结提高。再提高一步说，就是指你翻什么东西，就要成为这方面的专家。
编译局整个学习气氛极浓，从领导到各室，到每一个同志，都是一心学习，机关给安排的学习机会很多很多。规定早晨8时到9时一个小时学《毛泽东选集》，有人起得早，8时以前还要自学外文，树底下或角落里找个地方背外文。上班时间，我们没事就学习翻译。老同志告诉我们，要当个好翻译，就应当是外文水平很好，专业知识很好，中文也要很好，都要学。
每天中午午觉时间，我就从图书馆借来鲁迅的短篇杂文集，郭沫若的回忆录《洪波曲》来读。每天中午花十几分钟读两三页，下午一上班又是学翻译技巧，到了晚上，局里规定每天有晚自习，有事不来要请假登记，没正式理由不能不来，每一个礼拜只有礼拜六晚上可以自由活动，礼拜天晚上还是自习，谁也不能缺席，缺席要挨批评。
白天翻译工作当中感觉哪个方面缺，晚上就补什么。我当时觉得对欧洲近代史，还有希腊罗马史不太熟悉，我就读它。另外我在翻译当中，经常会遇到《圣经》，还有希腊罗马神话、北欧神话、印度神话，这些我都不懂，晚上就找书来看。咱们图书馆特别好，这方面资料都有，而且主动为大家服务，中午和晚上，甚至休息日，阅览室都开放，方便大家借书读。
这还不算，夏天的时候，局里在三号楼上面安排乘凉晚会，请来好多专家给大家讲专业知识，丁玲、艾青、赵忠尧都来过，赵忠尧讲原子弹，丁玲讲《红楼梦》，艾青讲诗。
讽刺把《资本论》改名为《投资发财之反思》
编译局成立时，全局几乎都是青年人，整个编译局活像一个大学校，体育活动和文娱活动多姿多彩，活跃异常。
王锡君和我合说过自己用学德文中的趣闻编的相声，反映的是我们马恩室集体学德文的事情。这段相声只能在马恩室说，在全局说就行不通，因为听众没有学过德文，有些德文句子听不懂。
第二次我们又在全局的联欢会上说过一段《狗尾续貂》，脚本也是王锡君同志编写的。内容是讽刺理论界那些奇谈怪论。那时是上世纪80年代，当时有些理论报刊发谬论，说什么有的理论著作大家不感兴趣，如果改一下理论著作的标题，大家就可能感兴趣，就可能愿意读。我们说的相声就是讽刺这些谬论。相声中说，大家不爱读《资本论》，那我们最好把书名改成《投资发财之反思》，也许有很多财迷就会读了。
骂人的话不能删掉
使我受到深刻教育的一件事，是全局关于翻译标准的大讨论。争论较多的是如何能达到“雅”的标准（在编译局的翻译标准中，没有专门列出这一条）。有人提出，如果原文本来就不“雅”，译文怎样达到“雅”呢？经过讨论，大家认为，这一条可以理解为就是保持原作风貌。这是对“雅”作了扩大的理解。
例如，在马克思写的经济学手稿中，往往骂庸俗经济学家是“蠢驴”等等。据说在考茨基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中，也许是出于“好意”，怕人家说马克思不文明，把这些骂人的话都删改了。然而，保留这些“不雅”，反而能更好地反映马克思的风格。鲁迅的杂文以犀利尖刻著称，如果把其中尖刻和骂人的话都删掉，那还能称其为伟大的思想家鲁迅吗？同样，据说莎士比亚的戏剧中，为表达不同人物的角色特点，有的人物口中脏话连篇。而朱生豪的中译本，被认为是最好的中译本，但据说，朱译本中可能考虑到舞台的“清洁”，把许多脏话都删掉或改译了，这被认为是朱译莎翁戏剧中的“败笔”。
翻译是严肃的科学工作，我们从事的是老老实实的理论科学工作。也可以把原著和译文的关系比作“原件”和“拷贝”的关系。原件在拷贝成“复印件”之后，总要或多或少地失真一些。但我们应尽量使“失真”的程度减到最低。
然而一个人无论能力有多大，总是有局限性的。正因为如此，编译局实行集体翻译，通过大家“优势互补”，尽量克服个人的局限性。
应从德文译，不从俄文译
过去我国通用的《资本论》版本，是1938年由生活书店出版的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是我国《资本论》三卷的第一个全译本。现在看来，这个译本理论内容不错，但文字显得比较老旧，带有我国20世纪30年代的文风，有的地方半文半白。还由于当时主客观条件的限制，许多资料不够完备。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想我们的任务主要应该是使《资本论》的译文更加“现代化”，搞出一个使读者好读的《资本论》版本来。当时局内几乎没有懂德语的人，所以只好根据俄文版进行翻译。
社会上反馈回来的意见，认为我们的译文确实好读了，但缺点是有的地方通俗得有点“过头”了，过于简明，以致有的地方偏离了原意，有的地方的译文甚至不够准确。例如，关于资本会生出剩余价值这句话，马克思曾形象地写作“资本会生仔”，而我们当初的译文是“资本会生娃娃”。“生娃娃”这句话不是标准的普通话，而是四川的土话，如此等等。现在看来，《资本论》这部伟大的理论著作如果都译成那样，显然是不合适的。而且最根本的一条是，学术界认为像《资本论》这样重要的经典著作，无论如何应该从德文原文来译，不能从俄文来译。
接着，经济处增加了一批翻译力量，同时编译局1957年派往民主德国马列研究院进修的五位同志学成归来，全处又突击学习德语。到了1963年，经济处同志们初步达到了从德文原文译校经济学著作的水平。
经过种种努力，几经波折，历时19年（从1956年算起），编译局的《资本论》新译本终于完成。
（长江日报记者秦孟婷）
【编辑：侯方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