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哲学家对科学家的时间认识不以为然,不意味着哲学家就解决了时间的认识问题。科学对时间本质问题在某种程度上“存而不论”,只视之为一个可用的参数,一个可用的方法,至少是简化了问题。

我们知道,科学认识的大厦不是按规划图施工而成的,而是在科学实践中不断建构起来。革命性的范式转变可以刷新认识,并带来新的成果,但科学体系仍然是科学实践去逐渐建造,而不是从总到分一层层地设计出来。

如果我们要求科学家先研究清楚时间的本质再使用时间概念,那就相当于我们要求科学家必须先清楚原子分子再去制造机械。现在,每一个学科、每一位科学家,都不是在直接研究总体性问题、本质性问题,而是在研究一定角度、一定层面的专门问题。科学将理性推举到至高地位,但就科学实践来说,遵行的是“有限理性”原则,每个人只干有限的事。

哲学家说“科学不思想”,其实就是科学家不是在掌握本质后展开研究,而是通过研究抵达本质。其实,科学家也可以说“哲学不研究”,因为哲学家总是在现象的把握都不充分的情况下就在那里思考本质,因此无论本体论、认识论的断语,在科学看来都缺乏科学价值,在科学的眼光看来,那些不是能不能区分正确还是错误,而是不具备在科学上区分正确或者错误的要件,一点都不符合科学表达的规范性,各说一套,难有共识,这就是所谓“连错误都谈不上”。

当哲学家思考时间时,他们有的说“人不能两次跨进同一条河流”,这个思想很深刻,但只是个比喻,我们理解这是在说时间等于变化,但变化又是什么,是自身变,还是参照别的什么在变,而且那条本质上非一条河流的河,它的河床和河岸是什么?有的哲学家说时间和原子一样,客观恒有,那么如果时间和实体还有没有区别,时间和空间是不是也一样?有的哲学家说离开了运动和静止就无法感受到时间本身,那么时间到底是先于运动而存在,还是由运动和静止而产生的一种感觉?柏拉图说时间是造物主创造出来的,是“永恒”的摹本,那么时间就是一种天生带有缺陷的不完美东西,而不是一种独立和客观的存在。亚里士多德的时间思想丰富而博杂,他认为时间是一种破坏的因素,永恒和永远不可能之物都不在时间之中,时间不是运动但又是运动的数目,计数离不开计数者的意识;这里面矛盾之处很多,仅举一个:既然时间离不开计数者,那么计数者是否在时间之中,如果他在时间之中,作为时间的局中人怎样避免当局者迷,如果他不在时间之中,计数者到底是谁?

到了笛卡尔以后,哲学家关于时间的本质思考就更加丰富,也更加趋向于“空无”,将时间理解为一种绵延,而绵延依赖于心灵上的感受或者唤醒,几乎是近代哲学的一种通常模式。在这一模式下,时间究竟是实有的,还是非实有的,答案不一。“我思故我在”,所以我前一时“在”,不能判断这一时我是否“在”,我的“在”只由“思”来证明。笛卡尔表示,为使绵延有一个共同的尺度,把那些最大的规则运动拿来进行比较,这就叫时间,时间只是一种思想方式。这就相当于说,时间本质上不存在。莱布尼茨认为时间的知觉是天赋的观念,洛克表示绵延虽可作出划分但内在绵延的观念是绝对的标准,贝克莱表示时间之成立是由于心中连续不断的观念以同一速度流下去,康德认为时间是先天直观的内在形式。由此,哲学认识论上的时间就成为与空间的经验性越来越不相同的抽象形式。

分析哲学和语言哲学,进一步将哲学形式化或者说“科学化”,意图通过“真值”的计算或者分析,把哲学从世界观、方法论和价值论领域引到“怎样说才有意义”,语义变成了意义,哲学开始“研究”起来,不过是建构语言规则、逻辑算式或者探讨语言理解的细微差异,时间成为逻辑运算的一个算子,“时态”成为意义构成的要素得到重视。关于时间的疑问不再是它原本是什么,或者它怎样被正确地认识,而是它指的是什么,你说的时间跟我说的时间是不是一回事,我们是不是用的同一套语言游戏规则。这与其说是增强了哲学的“科学性”,不如说哲学变成了逻辑学或语言学的分支,最多算是元逻辑或者元语言,而不再是与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关联。这种“哲学研究”,使“爱智慧”成了“爱计算”和“爱计较”(语言辨析),比“思想而不研究”更无趣。

从柏格森到海德格尔,开辟了另一条哲学的时间理解之路。在这里,时间的哲学与时间的科学真正分离开来。柏格森一反时间理解上的形式化沉闷局面,坚持时间的整体性和时间跟生命完全结合的统一性,海德格尔的生存论哲学把烦、畏、死、操劳等习惯上认为“非理性”、情感性的概念引入哲学,把时间和人的现实存在紧密结合在一起,启示了时间思考的新方向,但它只是在个人的内在体验和操持之上理解时间,而且延续着一谈时间就使人产生悲戚慨叹的色调。

哲学家的时间理解,出发于本体论失之粗陋,出发于认识论失于抽象,出发于生存论显得悲切,出发于语言分析更是缺少生气。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