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江日报记者 黄亚婷

“五十六族兄弟姐妹是一家，五十六种语言汇成一句话……”一首《爱我中华》几乎是央视春晚的常驻曲目，还是“嫦娥一号”卫星搭载的歌曲之一。歌里唱的，是各族人民团结统一、共建祖国的美好祈愿，表达着强烈的民族自豪与热爱。

在学术上，“中华民族共同体”成为近年热议问题。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马戎，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曾获得美国布朗大学社会学博士并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事博士后研究，1987年回北大任教，先后担任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社会学系主任。在民族学研究领域，马戎教授是国内最权威的学者之一。我们今天为什么要探讨和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长江日报读＋就此专访了马戎教授。

“四海之内皆兄弟”的文化解读

在中国话语体系中，“中华民族”一词并非自古有之。只是在鸦片战争后，西方话语的“nation”被译成汉文的“民族”，这一具有现代政治意涵的词汇才开始被引入中国。1902年，梁启超在其著作《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首次提出“中华民族”的概念。那么，在此之前，中国人是如何认识自己的国家，如何看待国内有不同语言和文化传统的各个群体？

马戎教授特别提到费孝通教授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理论，认为这是引导我们理解中华民族演变历史的重要理论框架。费先生指出：“任何民族的生息繁殖都有其具体的生存空间”，东亚大陆的中原地区土地肥沃、雨水充沛、河流纵横，地理气候条件十分适合农耕文明发展。环顾周边，北方是冻土地带，西方是青藏高原，东方为大海，南方则是热带丛林。受周边地域自然环境的限制，中华文明诞生在水土富饶的中原地带，黄河流域孕育出了古老的夏商周文明，随后又发展到长江流域和华南地区。

随后他话锋一转，“夏商周三朝各地仍是大小不同的诸侯国，到秦朝才实行郡县制。如果看春秋时期的地图，可以看到在中原各诸侯国之间还有很多由夷、狄群体建立的小国。再看战国地图，春秋时期的这些夷、狄小国在地图上就看不到了，说明这些少数族群建立的小国到战国时代已被几大国吞并和同化。在这个兼并过程和族群融合的客观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华文明传统的群体认同核心是“文化认同”。华夏群体由于在农耕经济、城镇建设、政治体制、文化发展等领域处于强势，因此在交融过程中占有主导地位，在族群交流中更重视社会伦理的认同，而不是体质和语言差异，构建群体认同时所持的标准是‘夷夏之辨’，那些接受中原价值伦理的被视为‘华夏’即文明人，而那些尚未接受的是‘夷狄’即野蛮人。在‘华夏’与‘夷狄’交往进程中，中国历史的主流是‘以夏变夷’和推动族群融合。这一过程至少在春秋时期就已开启，以相对发达的中原地区为核心，四方的异族被笼统称做北狄、西戎、东夷、南蛮。中原华夏群体看待周边人群时，强调‘有教无类’，具有一种阶梯式的文明发展观。”

尽管认识到群体之间存在各种差别，中华文明历来强调的是彼此交流与融合。马戎说，“其实，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各族就彼此通婚，连周天子也会娶蛮夷女子。西周时期，中原华夏诸国看不起南边的楚、西边的秦，分封时它们得到的爵位都很低。但到了战国时期，周边的秦、楚、吴、越等诸侯国都与中原深度融合。秦朝统一六国，推行郡县制，书同文，车通轨，统一度量衡和货币，把六国贵族迁居到秦都城，形成一个大一统的天下体系，这使东亚大陆的群体融合前进一大步。根据中原皇朝的军力，这个大一统天下体系所涵盖的地理范围有时扩展，有时收缩，这个多元一体的多族群统一体一直延续到清朝。”

兼容并包、和而不同、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中华传统文化的灵魂。马戎举例，“以儒家文化来说，孔子讲 ‘四海之内皆兄弟’，认为普天下之人在血缘上都有相通之处，都有对于社会伦理的共同追求，主张有教无类，认为文化差异能够通过教化实现彼此融合。体现出中国人对待不同文明所展现出的罕见包容胸怀。中原皇朝与周边群体之间的交往主要凭靠文化感召，而不是武力征服。中华文明在春秋战国时期大致定型，之后凭靠各方面的发展优势，不断吸引周边群体学习中原文化，中国人处理与周边群体互动的基本态度是‘和而不同’，‘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即使是由周边族群入主中原后建立的北魏、元朝和清朝等政权，中华文明传统也得到认同和推广。”根据王桐龄先生对二十四史资料的梳理，各朝皇室都普遍存在族际通婚现象。按照国学大师陈寅恪先生的考证，隋唐两代皇室都有鲜卑血统。历朝历代，上至皇族，下至百姓，族际通婚十分常见。

中原皇朝对于周边群体的文化感召，也体现在与其他国家的交往中。“在唐朝，各国遣唐使是可以在朝廷担任官职的。”马戎说，“按照费正清在《美国与中国》中的观点，‘这种认为孔孟之道放之四海皆准的思想，意味着中国文化（生活方式）是比民族主义更为基本的东西。……一个人只要他熟习经书并能照此办理，他的肤色和语言是无关紧要的’。所以，中华文明传统上并不像西方文明那样强调血统和语言，而是强调伦理道德”。

外国的“民族”概念让近现代中国走了弯路

然而，这种依托中原文明而发展出来的群体观和“天下”观，在延续几千年后，终于在与西方工业文明的碰撞中面临危机。西方列强并不承认中国的“天下体系”，中国在鸦片战争中被坚船利炮打败后，被迫与列强签订各种不平等条约，被迫按照西方国家制定的规则交往，被迫接受西方话语体系。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知识分子把西方的思想观念翻译过来，汉语中出现具有西方意涵的“民族”（nation）、“国家”（state）这些词汇和概念，开始接受外来的民族观和国家观。

在两种文明交锋中，中国人的大刀长矛敌不过洋枪洋炮，体现的是中国在科学技术领域落后于西方。但是在文化上，几千年历史的中国是否也真的不如西方国家？当时的知识分子们的确一度深陷怀疑，连鲁迅先生都说过“汉字不灭，中国必亡”，钱穆先生提到那时人们呼吁“把线装书扔进茅厕”。但在马戎看来，那是中国人在“亡国灭种”的世纪危机中“情急所致”。他分析，“那时中国人受到西方文明的冲击，开始是学技术，师夷长技以制夷，后来学制度，推动变法，但是到了甲午战争，看到日本维新取得的巨大变化，最后感到需要彻底改变思想观念，提出全盘西化的口号，主张系统吸收西方所有的东西，同时否认中国自己的传统文化。回顾这段历史，我们可以认识到中国全盘西化其实并不理智，而且事实证明，这条路也是走不通的。”

在与西方文明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人对“民族”这个概念的认知也在变化，起初跟着西方人和日本人把中国的藏人、满人、蒙古人、汉人都叫做“民族”，后来发现列强鼓动这些“民族”自治和独立。为了防止中国出现分裂，梁启超先生提出“中华民族”、“国族”、“国民”这几个密切相关的概念，强调中国人的民族主义应以国家而不是族群为载体。马戎释疑，“因为当时中国是以国家形态受到列强的侵略冲击，是以大清国为单元抵抗列强的侵略。在鸦片战争后的历次反对列强的战争中，全国各族军民是一个整体。西方列强的打击对象并不区分汉族还是满族，而是整体的大清国，逼迫大清国割地赔款，不管国内属于哪个族群，大家共同承担后果。这就是当时的世界局势，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就是如此。法国对外称法兰西民族，其实法国内部也有布列塔尼、科西嘉等不同群体，日本对外称大和民族，内部也有北海道的阿伊努人、冲绳的琉球人等群体。”

在这一时期，中国人并不是没有走过弯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最初提出的口号叫“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是一个狭隘的汉人民族主义口号。马戎解释，“这个口号起初源自日本，是日本极右翼黑龙会下属玄洋社向孙中山建议的，当时很多留日知识分子把日本视为学习榜样，这个口号是日本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阴谋。日本一直致力于挑拨满汉关系，许多反满组织和个体得到日本朝野共同资助和保护，直至1931年建立‘伪满洲国’。梁启超当时就不赞同‘驱除鞑虏’的口号。孙中山在辛亥革命后改变了立场，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时，提出‘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则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努力构建全体中国人为成员的中华民族和现代国家。”

[访谈]

中华民族的核心认同应该是国家

当今和历史的大趋势是各族交流交往交融

读+：梁启超先生提出的“民族主义”以国家而不是族群为载体，您也主张“公民模式的民族主义”。在身份认同方面强调国家和公民，其原因是什么？

马戎：梁启超之所以强调全体中国人的核心认同应该是国家，这是因为当时清朝是以国家整体对抗极富侵略性的列强。我现在强调要加强全体中国人对中华民族的政治认同和文化认同，也是因为我们今天面对的严峻的国际形势。在现代国际秩序中，中国是以国家为政治、经济单元，与美国、俄罗斯、印度等世界其他民族国家开展外交和贸易。美国人的核心认同身份是美利坚民族，作为一个移民国家，美利坚民族内部族群繁多，它靠什么整合成为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靠的是宪法和公民权，所有美国人都把“美国公民”作为自己最重要的身份。苏联之所以在1991年以加盟共和国为单位解体，这与当年斯大林提出的民族理论、苏联民族制度建设有直接关系。这也是为什么俄罗斯联邦在深刻反思后，于1997年正式取消公民身份证的“民族”一栏， 强调加强全体国民的公民身份认同。英国、法国则是最早的公民制民族国家。所以，在这种现代国家都以公民模式建国的世界局势下，中国近期也把“中华民族”正式写入宪法，开始以公民认同为核心构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体系。

民国时期是讲“国族”概念的，强调全体国民的公民权。新中国成立后，废除了“国族”的提法，并在斯大林民族理论影响下开展“民族识别”，把识别出来的56个民族都叫“民族”。这就使中国人的认同体系出现变化，在民族识别工作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过程中突出了56个民族的“民族”意识，客观上淡化了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华民族”，而且有意无意强化了各民族间的权利和文化差异。

我们应该尊重各民族的文化传统和生活习惯，同时还应尊重每个公民个体的选择。目前的民族制度和相关政策实际上给各族成员个体设立很多限定，例如某些民族“全民信教”的提法。为每个公民确定民族身份导致各族人口边界清晰化，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把各族居住区的行政边界清晰化。这些效仿苏联的做法，其结果是凸显出民族差异，构建各民族的领土意识，加深民族隔阂。从长远来说，这与几千年来中华各族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大趋势相逆反，也与当代世界以国家为单元构建现代民族国家的大方向相逆反。正因为如此，2014年中央第四次民族工作会议后，中央一再强调民族发展的大方向是要加强交流交往交融，要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

读+：民族融合一直面临着求同存异的问题，各民族之间的共性和个性如何平衡？

马戎：谈到各民族传统文化的继承保护，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尊重个人选择。例如,有些人希望继承和发展本民族的语言文字和传统文化，重视母语教育，这个愿望应当得到尊重。但同时应该提醒他们，如果不掌握国家通用语言，在社会发展、社会融合的大环境下，他的生活、就业和个人事业发展可能会面临诸多不便。不论个体做出任何选择，社会都应予以尊重，但是这些个人也应该承受这种选择带来的客观后果。

掌握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任何一个人在现代社会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同时，中国为了在科技和经济发展领域跟上世界发展步伐，需要大力推动外语学习。现在英语已成为国际通用的世界性工具语言，所以中国各级学校都开设英语课，入学考试考英语，这是全世界外语学习的大潮流。如果有人选择不学外语，就无法进入公立学校，如果学的外语不是英语，他会在就业、个人发展等方面面临限制。但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尊重个人在语言学习方面的选择权。

不是汉化是现代化

读+：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概念下，中华民族由56个民族共同组成这一传统说法需要有所改进吗？

马戎：我觉得仍然可以提。建国后政府媒体和教科书一直讲中国有56个民族，它们共同组成中华民族，是一个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作为研究民族问题的学者，我本人曾建议保持“中华民族”的提法，同时把56个民族改称“族群”。但是很多人不赞同，所以我们今天还在维持这种说法。又如民族区域自治制度，1984年正式颁布《民族区域自治法》后，许多相关的制度和政策已经实行了几十年，涉及到各种权利和利益，必须慎重对待。大的制度和方针政策不能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否则没有不跌跟头的。

目前更紧迫的是，我们应当如何普及和加强“中华民族共同体”概念。这个概念包含两个层次，一是对外，全体中国人是统一的中华民族共同体，是一个大家庭；二是对内，在国家内部存在具有差异性的多个族群，需要尊重各族群的文化差别。这个世界并不太平，中国快速发展不可避免地引发外部反弹。在这样的严峻形势下，应当强调全体中国人的共同利益和共同命运，强调56个民族荣辱与共。重视中华各族几千年互相交流交往交融的历史，这个大趋势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下去，这符合全体中国人的长远利益和根本利益。

要真正在全民中普及“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核心认同，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因为上世纪50、60年代苏联的民族理论今天仍然是各学校“民族理论”教材的主要内容，介绍斯大林的“民族”定义，介绍列宁的“论民族自决权”，基本上不提中华民族，这些教材影响了几代人。教育部近期出台相关文件，要求重新审定和编辑涉及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教材，强调中华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强调中华民族共同体。我相信新教材使用后，新的一代人成长起来，情况会有所转变。

读+：您还说过要警惕“大汉族主义”，要区别“汉化”和“现代化”，具体应该怎么做呢？

马戎：什么是“汉化”？例如服装式样，汉人现在穿的服装并不是传统汉族服饰。清朝时中国人穿的是满人服饰，近代受到西方人影响，开始改穿国际通行服装。因此，让少数民族同胞接受今天汉族普遍穿的服装能说是汉化吗？一方面，汉人不要觉得少数民族穿了和自己同样的衣服、建了与内地相同式样的房子是“汉化”，另一方面，少数民族也不要觉得这样做是“被汉化”。另外，用汉字编印的数学、物理、化学、生物、机械、医药等专业教材是汉人传统知识体系吗？实际上都是引自西方的知识体系，只不过翻译成汉字印成课本而已。今天全体中国人所共同经历的是世界通行的现代化，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今天都在追求现代化，并且都努力在现代化进程中保留自己的文化特色，这是56个民族共同面对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今天不应简单地提“汉化”，这是个伪命题。我们需要纠正“汉化”这个被误用的概念。

在鸦片战争后，中国人面临“亡国灭种”困境，情急中提出“全盘西化”。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中国人还是中国人，变不成美国人。现在我们的经济和科技有了一定基础，中国人应当重拾文化自信，努力发掘自身文化的精华。中华文明如果没有自己的文化精华，怎么能绵延五千年历史而不中断？

在新的历史和国际环境下，我们不仅需要重新构建中华民族共同文化，在中华民族内部，各族群也要努力挖掘自身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构建整体的中华文化做出贡献。而且再进一步，各族内部也有差异，闽南、湖广、吴越各地区的汉族文化也不一样，藏区中的卫藏、康巴、安多地区也各有差异。不管是大民族、小民族，还是各族内部的区域分支，全体中国人拥有的传统文化，都需要经过去伪存真、去粗取精的过程，其优秀的精华部分，都应当发掘、保护和发扬。弘扬和保护各民族传统文化，要推陈出新，努力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现代化就是发展科学技术和生产力，它本身也不是只有一种模式。英国的现代化跟美国、德国不太一样，各国的工业化都带有本国的文化底蕴和特色。所以，我们提出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在这个大前提之下，我们要推动藏族的现代化，维吾尔族的现代化，汉族的现代化……各有特点，共同组成一个百花齐放的中华民族现代化模式。

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

读+：多元一体、守望相助的大家庭是目标，您也多次强调培养民族精英，什么样的民族精英是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所需要的，怎样培养这样的民族精英？

马戎：我认为未来的少数民族精英首先要认同中华民族共同体，而不是把自己只看作是本民族的代表，要成为新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倡导者和实践者。解放初期，为了在西部地区尽快建立新的人民政权，需要加快少数民族干部培养，各地民族院校应运而生。新中国建国近七十年了，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已经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此传统的民族院校体制需要在办学思路和体制上进行调整。我认为像北大、清华这样的综合大学应当担负起培养新一代少数民族青年精英的责任。如果由教育部领导，各民族院校的学科专业将获得更宽广的发展前景。

读+：您最近提出了“重建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它的核心观点是什么？

马戎：在民国时期特别是抗日战争期间，我们有一套努力凝聚中华民族全体成员共同抗击外敌的话语体系，我们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唱的是“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抗日战争时期，不管汉族、满族、蒙族，大家都积极投身于抗日，那时候不分族群，大家都是中华民族，反对“伪满洲国”，反对“内蒙古自治”，反对汪精卫汉人伪政权。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凝聚力发展形成的一个重要历史时期。

新中国成立之后，苏联是我们各行各业的学习榜样，我们的民族话语体系也受到斯大林民族理论、苏联民族制度政策的影响，在强调突出56个民族的同时，客观上淡化了各族国民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甚至至今有人公开不承认中华民族。我提出“重建中国的民族话语体系”，就是希望大家回顾近百年中国走过的道路，吸取苏联教训，调整话语体系，在新的历史时期共同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中华民族的文化认同。

大家想想，如果这个国家垮了，经济和财政体系崩溃，不管汉族、藏族、维吾尔族，大家的银行存款都归零，大家预期的退休金、公费医疗、养老金、低保等统统没有了，城市管理、交通、能源、公立医院和学校等依靠国家财政运行的公共基础设施全盘崩溃，那时大家的生活、就业将会是怎样一个局面？苏联解体后，各国民众的艰难处境就是一个榜样。今天，不管你属于哪个民族，我们的生活、就业、养老能不能正常运行和维持，全靠国家来保障，而这个国家也要靠我们全体国民来共同维护，在这个意义上讲，国家就是我们的母亲。今天的这个世界是以国家为单位构成的，我们必须认同自己的国家，维护国家利益，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是和国家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在民族问题上，我们千万不能短视。（编辑周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