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段子说，集资叫众筹了，算命的叫分析师了，耳机被称为可穿戴设备了，出租办公室叫孵化器了，搅局叫颠覆式创新了，借钱给靠谱的人就是天使投资了，借钱给不靠谱的人就是风险投资。

词语的新旧，包含着思维的变化。新的东西往往并非旧东西的简单改装，并非都是“新瓶装旧酒”。以新事物的眼光去回观旧事物，有时确实可以使旧事物产生某种新意思，同时也确实可以使新事物貌似无甚新意。

应当注意，这是回看的结果。在新事物出现以前，我们无法确知旧事物里是否有新意思，或者它蕴含了新意思，我们也难以看到。例如，伏羲八卦本身并不能让你发明二进制，但计算机发明后，你会说伏羲八卦可以算作是“二进制”。再如“一尺之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并不能使你知道微观世界的结构，但在原子物理学产生以后，再来看这句话，觉得还是挺有道理。

词语的变化，与社会的总体认识状况相匹配，那些不能匹配时代的词语就显得过时。当我们说到自媒体，匹配的就是网络时代的传播图景，而不是孔夫子在学生和国君的圈子里说话，或者李白通过游历而不断发展“粉丝”。今天仍然用之乎者也写文章，最多可算聊备一格，也可证实一下传统功夫不错，文言文作为交流工具，总体上退出了社会舞台，这是显而易见的。这跟西方人过去都用拉丁文写严肃的东西，而近代以来都用民族语言来写作是一样的道理。

“时代气息”无处不在，它宣布某些东西“过时”，不属于现实，而某些东西属于现实。语言文字、文章样式有时代气息，所有物质形态的东西也具有时代特性。至于语言文字、文学作品和物质形式后面的精神内含，就更加具有时代特征。“时代性”内在地包含着“过时”的概念，那些在过去出现而已不属于其后的时代的东西，就是过时了。例如除了表演，我们不再穿着长袍马褂，这就是长袍马褂已经过时，它不只是审美趣味上的过时，更重要的是功能上的过时，因为当你穿上长袍马褂，就很难快速行动，你无法在生产线上自如操作，出门旅行时也无法方便地移动，事实上即使在古代，那些需要劳作的人也是一身短打，长袍人群即使不是富贵阶层，至少也是书生。

相对而言，精神性的东西，“过时”是一个相对缓慢的过程，而且即使总体上“过时”了，也未必就毫无现实价值。例如，总体上我们可以说孔子已不属于现在的时代，但孔子说的很多话仍然具有意义。从古至今的经典著作，之所以值得被阅读，并不在于它们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回顾往昔，而在于有助于我们生活于当下。人类精神的历史，不是简单的接连否定的历史，而是在传承中不断重新认识的历史。回复到过去，永不可能，但当下并非把“过时”的东西一扫而光，如果“过时”的就应当扫除，历史被当作负累，人在精神上将无以归依。

技术上的过时则是快速的、绝对的。今天，你不会拿着一个100万像素的数码相机去拍照，虽然那个相机还有拍照的功能；即使你想坐着驴车去旅行，也没有一家企业会提供这样的服务。但技术上的迭代，仍然有“照顾过时之物”的情况，这就是新的东西对已有东西的兼容。这就是所谓“路径依赖”。例如美国铁路的铁轨宽度，是由英国人定下的，英国铁路是由造电车轨道的人设计的，最先造电车轨道的人，以前是造马车的，马车的轮宽是古罗马战车定下的，古罗马战车的轮距是由两匹马屁股的宽度决定的。这个宽度甚至决定了美国太空飞船的燃料箱宽度，因为燃料箱要用火车从工厂运到发射点，一路上要过隧道，隧道是根据铁轨宽度建造的，火箭燃料箱的宽度得考虑能够通过隧道。

任何具有公共性的东西，都很难完全撇开“路径依赖”。艾菲尔铁塔的下面需要一个拱形结构，不是它有什么实际用途，而是需要匹配当时的建筑美学风格。一个事物越不易被理解，越是需要把它设计得如同一个人们熟知的事物，最初的汽车类似于敞篷四轮马车，最早的电视就像加了屏幕的收音机，电脑屏幕上的剪切要用一把剪刀，粘贴要用一块即将被贴上纸板的纸片，这些都是在新事物与人们熟知的“过时”事物之间建立起联系，以减少接受或理解的困难。

作家艺术家的个人创作，似乎是唯一无需考虑“路径依赖”、无须考虑“兼容性”的创造活动。但如果进入到“交流”层面，他们仍然需要使其作品具有“可理解性”，而这种可理解性，就依赖于他人的经验。完全不需要读者、观众的人，我们要佩服其心理的强大，但饶是如此，作家或艺术家无法逃脱他的语言和艺术形式，而语言和艺术形式都是社会先他而有，并带有各种“过时”的文化符码。

在所有人类活动中，大概只有博物馆对“过时”产生特别的兴趣，而且表示出超越时间性的倾向，也就是平等地对待所有不同时间里产生的物品，即使这样，它整理物品的线索仍然是清晰的，那就是设计了一条“人们怎样走到今天”这一观览思路，如果不是这样，博物馆也变得杂乱无章、无法理解。

人们无往而不在避免重复，无往而不在进行创新和创造，就此而言，人们对“过时”有着天然的警惕。但“过时”的因子也总在纠缠着现实，过去的时间并不真正彻底地成为过去，这就是历史与现实的纠缠。

作者为湖北仙桃人。长江日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