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时间的紧迫感代替了舒徐感，时间的物象从四季变化转变到钟表盘。新的时间观首先是在国势倾危、保国保种的大语境下得到表达，接着是在个人的时间认知上成为新的正统。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也无论在人生或政治上有何立场和态度差异，人们对时间都有同样的认识，时间很有限，必须抓紧。

鲁迅有许多关于时间的名句，最著名的如“美国人说，时间就是金钱；但我想：时间就是性命。无端的空耗别人的时间，其实是无异于谋财害命的”。蒋介石说，“我们要做人，第一就是要节省时间，一个人的学问事业，统统限在时间中，如果不重视时间，不节省时间，不运用时间，一天二十四点钟，转眼过去了，什么事都不会做，这一生就是等于死了，什么事业都不能成功”。两个身份、立场都不相同的人，时间的主张难说有多大区别。

清末，教育家陆费逵已将浪费时间作为不道德现象：“我国人于时间观念素称淡薄，约期不践，迟误时刻，一若为道德所许可者，诚可叹也”。民国初年，小学生的修身教科书上已要求做到守时。不过，整个社会的行为习惯改变并不明显，直接导致国家出面与时间浪费作斗争，时间问题的道德化也为国家准备了出场机会。

历法、纪年、授时等向来是国家的号令，但人们以怎样的步伐度过时间却是个人生活领域，你是急如星火还是慢条斯理，自便。但在20世纪，这一点被改变了。

民国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全面介入公民的公共和私人生活，以提高“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守时运动，是新生活运动的重要内容，蒋介石甚至视之为“头等大事”：“刻苦耐劳之外，我们还有最紧要的一事，就是遵守时间”。1933年孙中山纪念周仪式上，3分钟默哀，司仪1分钟就宣布结束，江苏省主席陈果夫要求重新来过：“如说3分钟，必须恰是3分钟，才算是切实，不可为2分59秒，亦不可是3分零1秒”。

当时，各地设立标准钟，安置子午炮，规定守时办法，连居民作息都规定了时间。湖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推出宣传标准：遵守时间是一切成功之母，遵守时间为利己利人的良好方法，遵守时间为处事接物必具备的条件……报刊上刊出《劝守时歌》称：“中国人，不守时，万邦轻视最可耻!有约皆迟到，如期而到真个少，坏秩序，乱事机，忽忽悠悠没药医!恶习已深不自觉，以为小节，不关大体，暮气沉沉，远情悖理。新生活，君须知，第一规矩在守时”。

抗战胜利后，新生活运动仍在断续推进，当政者仍然认为“国家的进步，系于它的人民，能否合理利用时间”。行政院公布“厉行守时运动实施办法”，并表示“相信不逾数月，即将‘不守时’的风气，转变过来”。实际上，当然仍然未能达成目标，而且随着“戡乱”节节败退，政权倾覆，新生活运动也悄然停止。

新中国建立，“时间开始了”，迅速恢复国家发展，然后是迅速实现工业化，都对时间有十分紧迫的要求。“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是总路线的结句。多快好省，首在其多，多与快有同义之处，在更少的时间内完成更多的事情。越多越好，越快越好，一句话形容，就是“一天等于二十年”。这就是大跃进运动。大跃进运动意在最短时间内实现国家发展，“十年超英，十五年赶美”。

“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这不只是毛泽东个人的神思，而是近代以来中国国势在时间感上的总反应，甚至，这是进步主义、发展主义、效率主义、工业主义的内在逻辑，一种近代以来的人类精神。从地理大发现直至今天，竞争性的世界秩序无论以贸易、武力或科技来奠定，后面都有一个对时间运转不断加快的进程，意图在最短时间内更多地产出、更多地消费、更广地覆盖、更快地获取，并以之成为先进与落后的决定条件。

如果说国民政府时期的“新生活运动”对时间运筹的要求主要是“准”，新中国的大跃进运动在时间运筹上的要求则主要是“紧”。虽然两者后面的“时间宝贵，时不我待”是一致的，但前者强调“守时”，后者强调“全时”。故而，新生活运动对时间进行程序化设计，大跃进运动则要求尽可能把时间全部投入到劳动之中。大跃进运动之后，中国逐渐进入文化大革命时期，时间的废弛成为重要问题，邓小平1975年治理整顿，是以“准点”作为恢复生产和建设秩序的要务。

改革开放后，“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被认可，将时间与金钱建立等式，外在的是认可时间的经济价值，内在的是对金钱作为价值尺度的首肯。只有在这一阶段，工业化加快推进，工业社会所需要的时间意识、守时习惯才得以确立。个人时间被整合到经济流程之中，时间行为上的现代转型完成了。

刘洪波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