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哲琳与孩子们在一起

一个台湾年轻女孩，只身前往黄土高原深处的魏塔村，过了近4年苦行僧般的生活，还遇见了“真命天子”……这种故事无疑具有传奇色彩。台湾女硕士廖哲琳以自身经历创作的《信天而游：台湾女孩在陕北下乡写生的日子》一书引发热议。日前，长江日报记者对身在台中老家的廖哲琳进行微信专访。

带着旅游书来到陕北农村

“满天星星一颗明，天底下我就挑下了妹妹你一个人。”这句话印在了《信天而游》这本书的扉页上。书作者廖哲琳，这个在陕北生活了近4年的台湾女孩，已经能随口哼出这首陕北民歌。

廖哲琳的家乡在台中摩天岭，父母一直期待女儿能好好读书，不要像他们当农民那么辛苦。所以她从小就是个“只会念书的乖小孩”，常常对自己说，“考第一名就对了”。她也做到了，一路念到台湾大学哲学系。

回想2011年刚从美国硕士毕业回到台湾，廖哲琳只觉得自己在文明里溺水了，满腹空洞理论，生活却是一片空白。当了20多年“读书机器”的她选择放下似锦前程，买了一本陕西旅游书就出发了，这算是她的第一次大陆自由行。

出于对国画艺术的向往，廖哲琳一到西安，便径直走进了陕西省国画院的大门，热情的门卫老李把她介绍给画家王潇。听闻这个台湾女孩爱写生，王潇不假思索地在她的口袋本上写下“安塞县楼坪乡魏塔村”，说那儿是连书上都没有的地方。

廖哲琳果然找到了魏塔，她用写生体验生活，和村民们“同吃同住同劳动”，日渐黝黑粗糙的皮肤和这本《信天而游》见证了她一路走来的风景。

在魏塔过着上班族般的生活

听说了廖哲琳的行为，有好友直言：“你就像是一盆娇贵的台湾米兰，却想当一颗土生土长的土豆……”然而，睡炕、蹲坑、与牛驴混居，这些在廖哲琳看来却是趣味无穷。

炕对于廖哲琳来说是个全新的概念。她说，从小到大睡过的床都是带腿的，但炕是用泥土砌成的。躺下，会觉得炕很硬，人很薄。关灯，就是黑压压的一片，这时对面的窗花会映衬出蓝色的夜光。说起第一次睡炕，廖哲琳难掩兴奋：“那种感觉既梦幻又踏实，我当时就想冲进黑黝黝的院子，对着漫天星星大喊：哈哈，陕北我来了！”

廖哲琳来魏塔村3个月，就能认得村里的每一个人。到了第2年，她甚至可以老到地说出全村的茅坑长什么样。从刚开始在茅厕“没法下脚”，到观察厕所里“哪个墙角多了几道蜘蛛丝”，她渐渐地习惯了魏塔的一切。

流浪、画画，听来浪漫，廖哲琳却笑着告诉记者：“说实在的，流浪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传奇，我在陕北过得更像一个上班族。”平日里，房东准时“放饭”，除了画画，廖哲琳每天要打理的尽是生活最基本的吃喝拉撒。她自制小日历贴在墙上，每晚在小格子里写下2或3，记录当天画了几张画，就好比在自家“单位”里签了到，让她充实、踏实。

带动60岁房东也拿起画笔

在魏塔村，廖哲琳走村串户，把遇见的人和事一一搬上了画布。“这些画有着梵·高卷曲的笔触，色彩有的浓艳，有的灰暗。幼稚，却坚定。”画家段正渠后来这样评价廖哲琳的作品，“我也算是‘老陕北’了，走陕北三十年，许多地方还远不如小廖了解得深入。”

“魏塔写生基地”年近60岁的房东蒋明放是廖哲琳最有默契的“革命战友”。每次廖哲琳在速写村民的时候，老蒋就会跟人家拉话、嗑瓜子，让她有足够的时间捕捉对象。画到后来，老蒋甚至能估算她画画的节奏，常常是画笔一落，他的话也刚好拉完。

通过老蒋介绍，廖哲琳渐渐和村里人打成一片，从他们眼中不事生产、不结婚生子的“疯婆姨”，变成了有志奋斗的青年画家，还差点当上了魏塔村的生产队长。

也许是看到一拨又一拨的画家来魏塔采风，也有可能是因为看廖哲琳“画得生猛”，有一天老蒋竟也拿起画笔，在一张废弃的厚纸板上画出了人生第一幅画，然后一发不可收拾。前来拜访的房地产老板觉得老蒋的画有意思，还给了他500块带走了一幅……廖哲琳说，老蒋的画就像是随口哼出的信天游，一切来得自然。

除了写生，老蒋还仿效廖哲琳的“流浪”，在夏天写生基地没生意的时候“离家出走”，跑到山西、内蒙古，在当地打工。他说他后半生的最大心愿就是骑着摩托到各地，边打工，边画画。

【访谈】

生命意义需要如农民般“开垦”

“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啊”

读+：在美国念完哲学硕士后找到薪资不错的工作，为什么会突然“叛逆”萌生出走的想法？

廖哲琳：想要“走出去”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石鲁的画最终促成了这次旅行。从美国回来后，我偶然在一家书店的地下室翻到了他年轻时的画。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放下所有家产，只身一人去陕北，用汽船做筏自己渡河，用飞机壳做写生画具，把革命题材的热血带到原本出世隐世的水墨画中……这才是年轻人该有的样子啊！我心生向往，由此促成陕北之行。

读+：看了你的故事和你的画后，给人感觉你想到土里找活命的东西。这东西是什么，你找到了吗？

廖哲琳：我想找 “血肉的生活”，在魏塔找到了。

我一直以来都是念西方哲学的。可能是生活环境和“读书机器”的状态令我的内心充满孤寂，让我一直对生命意义这类问题感兴趣。

而在美国念到硕士班的时候，我发现研究内容离现实生活越来越远。我们会辩论“眼前的这张桌子存不存在”，这变成了纯粹思维、话语上的讨论，无法回答当初我选择哲学时问出的问题。

我们学校的图书馆很大，我会坐在里面思考：假如我把博士班念完会怎么样？写一篇论文，然后摆在这偌大图书馆的某个小角落，那篇文章上可能充满了各种注脚和注解。花费再多心力，也还是离人们的生活非常遥远，这可能就是所谓的“学术象牙塔”吧。

读+：是哪一个瞬间让你决定留在魏塔？又是什么力量让你不知不觉待了近4年？

廖哲琳：我对魏塔是一见钟情，初来乍到我就知道自己要待很久。

第一次到魏塔村是搭摩托。嘟嘟嘟的摩托声把我带进那里，一座座黄土秃山就像刚蒸出来的黄馒头。那山不像是人们说的震撼人心，反而带有一种可亲的温度。

其实在北边有像榆林这种比魏塔更古老、更有特色的地方，可我就是喜欢魏塔的平凡。村里人口比较多，生活气息浓，我很喜欢有人情味的地方，就听从内心一直待在了魏塔。

读+：后来又是因为什么而离开？

廖哲琳：我在那边一直画他们，而我能为他们做的事却非常少，我很惭愧。

许多画家来到魏塔都会说，“哎呀，魏塔被破坏了，村民都盖彩钢房了”，“你看这些电线杆，多碍眼呐”。难道农民不想用电吗？他们渴望更好的生活。到最后，画家要求他们的那个东西，其实是乌托邦。双方的需求是不对等的。

记录下生猛直率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读+：女孩子爱美，而在陕北甚至不能常常洗澡，你怎么看待美？

廖哲琳：我觉得美是自然自在。在魏塔，一群窑洞躺在赤裸的黄土高原上，牛驴卧倒，懒懒地晒着太阳。树荫下，浑圆如土豆的老婆老汉坐在树下拉话，不自觉地抠脚、搔痒，那身形、脸蛋、表情，他们是自然中的自然。

他们的下一代大多离开了农村，得把这样生猛直率又给力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画下来。

读+：为什么你不是用文字、不是用田野调查，而是用写生的形式记录魏塔？

廖哲琳：其实画画是我从小就一直坚持的兴趣爱好。尝试写生后，我发现写生不只是画画，它还是一种生活方式，不止是用眼和手，而是在用全副身心去把眼前的景象表现出来。

写生和哲学看待事物的方式完全不同。哲学一直都用话语来探讨，很抽象，也容易变得空洞。而写生让一切都变得更直接、更生动，我就像“发现新大陆”：这些具体的东西我从前怎么都没有好好看过！

读+：书里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红到发紫的“苹果肌”、满嘴大白牙和满脸褶子的陕北大汉，你为什么喜欢用蜡笔和墨搭配来刻画村里人？

廖哲琳：蜡笔和墨搭配起来能够很好地反映我们用双眼捕捉到的真实。因为墨上纸后，能用蜡笔修饰，用墨一笔没办法完成的部分还能用蜡笔盖上去。

我和老蒋都不太喜欢躲在“暗房”里面画画，比较喜欢当场直接呈现。光用水墨，顾虑就会比较多，万一画错了就只好重来。而用墨配上蜡笔或是丙烯颜料，就能不怕画错。

读+：你踏上这片土地来寻找艺术的根，你找到了吗？

廖哲琳：你去陕北农村就会发现，当地人已经不打腰鼓也不唱民歌了。民间艺人大多转往城市发展。但我后来惊喜地发现，民间艺术这东西的精神其实一直都在，只是换了形式，就像他们俗称的“千层纳布鞋”，因为实用而一直流传下来，婆姨们至今仍会交换各种做衣做鞋的花样，忙得不亦乐乎。陕北的布鞋很特别，他们会用废弃的布料一块一块叠在一起，再一针一线密密麻麻缝起来固定住。从这里你会发现他们看似粗犷，实则心细。

他一来就看到我最丑的样子

读+：你和先生是怎么认识的？两个人一起写生和一个人的时候有什么不同？

廖哲琳：他是2014年到魏塔的。从四川美术学院毕业后，他就开着一辆“黑A”的黑色轿车，带着手电筒、画笔和一个黄色的小炖锅，一路从哈尔滨去西藏，看沿途城市的艺术馆、美术馆。因为在网上看到我的画，就绕来魏塔看看，顺便休息。他一开始以为我是男的，见到我才发现我是女的。

在陕北的时候我不太会照顾自己，得了肺炎，夏天常常中暑，而他很懂得照顾我。他带给了我画画以外的另外一种“血肉的生活”，我一直忽略的生活。

我们的相遇很特别，没有城市里约会的那一套，不需要化妆，也没有漂亮衣服，他一来就看到我最丑的样子，所以跟他在一起让我非常自在，加上知己难得，所以认识不到一年，我们就结婚了。

读+：你说你一直渴望探讨生命意义，你在魏塔的这几年有什么感悟？

廖哲琳：我在当记者的时候，不断地向人发问，问别人怎么看怎么想；看书的时候，哲学家们也会不停地跟你说很多的问题和意义……那我自己生活的意义又是什么？我不再想只获得二手资料，而是想亲身体验一下，亲自去发现生命的意义。

这几年我把画画和生活融合在一起，当我一次次看到空白的画布，然后不断用颜料去填满它，我慢慢发现人生意义这东西并不是靠“问”和“听”得来的，而是要像农民锄地一样不断“开垦”。

读+：你认为魏塔在你的人生中扮演着怎样的角色？今后有什么打算？

廖哲琳：去魏塔前，我就是一个“读书机器”，魏塔对我来说是一场冒险，陕北也成为我的第二故乡。

在那里，我每天都会用一个小日历记下画了几张画，有点像锄地干活。在养成这种习惯的过程中，也慢慢挥别了和朋友喝下午茶、看电视、爱上网的我，最爱的甜食也放下了。

在魏塔待的近4年里，每天写生画画，吃饭睡觉，并不会去想太多的事情，可能真的像牛驴一样待傻了。这两年是因为写书，才慢慢“恢复一些语言能力”。

目前我在搜集素材，准备台湾版的书籍。今后台湾和陕北会是我创作的地方。时隔几年再回陕北，应该会有更多不同的体悟吧。

读+：你更喜欢自己的哪种状态？是像牛驴一样不去想太多，还是“恢复语言能力”后可以应对自如的自己？

廖哲琳：我觉得这个问题挺好的。

我在村里整天蓬头垢面，反正大家都是这样脏兮兮的，所以不用管太多。但是回到城市以后会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同样的行为，在农村会被看成是自然流露，但是放到城市可能就会有其他理解。

相比较而言，在台中老家的我会更自在。我会找一个僻静的地方写生，去画从前都没有仔细观察过的房子、小孩、树林。不会有人打扰我，我也不用去解释什么。我非常喜欢这种平静的状态。

读+：你说去陕北是为了让自己不沾染 “文明病”，那你觉得什么是“治疗”文明病的良方？

廖哲琳：就拿看社交软件来讲，你滑着手机看别人的生活，你本来想达到某种放松的目的，却会越来越焦虑，滑手机滑一圈可能比游泳十圈还累。这心累可能就是一种“文明病”吧。

所以我选择去乡下，尽量远离新的资讯。而劳动是治疗现代人“文明病”的良方。我把画画当作一种锄地工作，天天干、年年干，就会觉得非常充实。

夏天，陕北人就是用锄头把杂草一根一根地锄掉。但隔天草又都会冒出来。既然这样为什么还要锄地呢，这样做多没有效益啊？可农民就是这样，把今天任务完成了，就问心无愧了，在劳动的过程中自然心安，这是农民的生存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