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刘洪波

人的基本时间秩序,是“昼兴夜寐”,白天做事,夜晚睡觉。这个秩序从自然节律变成规定,就成了时间制度。

东西方古代普遍进行时间的制度化管理,黑夜秩序普遍受到重视。城门设防,每天开关有规定的时辰,人离开居住地办事,得赶在城门关闭之前安顿,另外,城里城外普遍有值守,应该睡觉的时辰还在路上晃荡,要受到查询和处罚。“宵禁”成为一种特殊和例外,是近代工商业和消费潮流打破了黑夜禁忌之后才有的。

时间的制度化管理,还包括历法和授时。历法和授时是一种权力,通过对天时的控制性利用,达到治理的统一,并强化治理顺天应时的正统性。天象观测在古代主要不是一种兴趣,也不是一个科学问题,而是一个解决政权是否合乎天道的合法性问题。颁行历法、接受历法、遵守历法,便是天大的事情;历法又贯穿在日常生活中,就算一个政权反对者,离开了政权颁布的历法,就表达不出今天是什么日子,另搞一套无法跟人实现基本交流,这就使治理的正统性如空气一样无所不在。

“时令”“节令”指的是一定时间做一定的事情才合得上时节,但称之为“令”,又含有来自于天然的“律令”的意思。《礼记·月令》按月描述了自然物候的变化,也规范了人要怎样行动,时间管理是“礼制”的内容之一,但其中也不止是劝止,表示国君不按节令来行动会带来不祥,还对庶民一些不守节令的行为作出了处罚规定。

现代时间制度,远比古代严格,但大多数情况下不是通过法律惩罚的方式来执行,而是依靠贯穿于整个社会所接受的“时间观念”,以及在这一观念基础上所形成的社会机制。现代社会确立了“守时”这一基本的时间观念。由此,人们就强调计划安排,强调行动需要约定,“雪夜访戴”的故事再不能发生,发生也不能成为美谈,不速之客不受欢迎。提前到达预定地点,不论开会、约会还是上班,都是受到肯定的,但也不能提前太多,提前太多显得奇怪。实际上,人们要的是一种“准时”,唯有“准时”,才能在生活层面也体现出现代社会对效率的重视,以及对事务进行精准控制的能力。当然,也只有确立“准时”的地位,使所有人按照时点去行动,现代社会才有组织、协调起来的基本条件。

现代时间制度是由计时制度、授时制度、社会时间管理、时间观念及其道德化等构成的复杂体系。我们已不觉它的强加、复杂,而是真的“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但如果一个古人突然来到现代,他会感到莫名其妙。

根本上说,现代时间制度是由现代社会的运行方式决定的。首先是任何一个工作处所,都集中了相当多的人在一起工作,不准时就无法运转一个单位,很多人的时间都会被浪费。其次现代社会人们的社会交往频密,繁忙的事务和频繁的交往,使时间必须被细分使用,守时准时必不可少。再次计时工具达到了每个人都能拥有的程度,使普遍的时间管理成为可能。

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这个社会主要业态的颠覆性变化,不只是使时间基准从四季节气精细到钟点的水平,更重要的是使时间变得“平等”了。过去时间是与人的体感直接相关的,春夏秋冬、早晚晨昏、阴晴雨雪,现在时间变成了只有昼夜之别,除此之外就是被等分的“均质”段落,这极大改变了人的时间感受。从乡邻社会到现代社会,人也被均质化地对待了,当人时常与陌生人打交道时,陌生人必须被视为普通人,而不再被视为“新鲜人”,普遍的交往之道,就在均质化的时间中展开,而不能考虑某个时间对某人具有何种意义,如果你要考虑今天某人会因某种情况心情不好,明天是另一个人遭遇灾难的纪念日,那就没法安排现代交往。

现代时间制度,与守时观念相伴的还有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的严格区分。在相当一些人看来,是否严格区分工作时间与休闲时间,度量了一个社会的现代化水平。人们经常津津乐道,发达社会里,时间一到,人们就放下手里的活计立即走掉,而不会把事情顺手做到一定结点。“上班拼命干,下班使劲玩”,成为现代社会被提倡的一种德性。这颠覆了“加班加点干”的奉献美德。两种时间的严格区分,在互联网时代才受到冲击,远程控制、居家办公、个人创业等新的工作方式,模糊了两种时间的界限,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工作时间的隐性延长。

现代时间制度,处罚主要是由个人工作机构执行。违背时间制度的人,在任何一个工作场所,都会受到处理,迟到、早退、旷工等情形,是不被容许的,打卡机、签到纸如同街头电子眼那样,无声地执行着判断。这显示工作机构主要关心的是它购买的劳动时间是否足量。在个别地方,下班不按时离开,也会受到处罚,没有特别理由,整夜呆在办公场所,几乎是不可容忍的。

这种社会处罚机制,远比过去普遍和严格,但在国家层面,对时间制度的违反则取消了惩罚,过去“不奉正朔”会带来祸难,现在不按正规历法写时间,不过人们怪目光看他而已。现代时间制度的另一种惩罚方式,是降低社会评价。守时被视为正常,总是守法的人受到良好评价,而一个不守时的人则会被认为作风稀拉、不靠谱。在很大程度上,这样的评价不仅使一个人失去一些机会,而且具有道德上的贬义。

刘洪波 湖北仙桃人。本报评论员,高级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