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周劼

     一切现实问题都是历史问题。

这是说，一切现实问题中的时间因素，都要追溯到历史中去认知才能正本清源、厘清头绪，如同小说家常做的“草蛇灰线，伏延千里“，此一时的浮云遮眼要靠彼一时来拨云见日，对历史的认知影响了对现实的判断。

就拿法治来说吧。中国历史上有没有法治社会，有没有完善的法治思想？是个简单的大判断，有或无，却影响着当下我们法制建设的逻辑和路径。这个路径是时间线上的追本溯源还是空间面上的东西移植，则是个大悬念。稍微行差踏错，就可能理论与实践格格不入，甚至南辕北辙。

判断虽然简单，做出判断却要极其复杂，极其审慎。得真实地还原历史，得科学地分析历史，得理性地解读历史，缺一不可。在这之外，还要各抒己见，互相争议，将所有的可能性摊开来问难一番。说起可能性，想起语言学家赵元任的一个历史判断:“言有易言无难”。说有可能很容易，说没可能很难，举一即有可能，穷尽所有才敢说没可能。

孙皓晖以法学入手，以文学载道，以信念先导，说了很多颠覆我们历史认知的观点，有人批评他美化历史、粗暴翻案，但他坚信是还原真实，澄清历史。其实从有无来看，他说大秦是古典法治社会，只要有证据就有可能。以历史的复杂性来说，只要有可能就一定存在。就像他说，法学、法律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这个基本认知是现代法治的共识，其理论基础其实早被荀子解决了，“荀子提出了这样的理念（性恶论），事实上给我们奠定了法学的道德根基。”

有了这样的认知，当下中国法治问题，得从中国历史中去体认，建设法治中国而非法治英国、法治美国，就成了题中应有之义。从这个角度说，认知历史多言有，少言无。认识了历史问题未必能解决现实问题，但认识不到历史问题一定解决不了现实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