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尤雾

端午节

    每年的端午节总要炒一下文化冷饭，譬如说……屈原。自从百年前新文化运动起，疑古学派蔚为风潮，便不乏有学者依文献考证来怀疑屈原的确否。学者言说自有其历史学根据，今日所见先秦典籍中不记屈原，而司马迁巨著中屈原事迹也有前后龃龉处。如胡适指《屈原贾生列传》尤不可靠，更有人直指其有龙阳之好，这些说法都为屈原的传说蒙上更多神秘的尘沙。

    实际上，在数千年中国历史的编撰过程中，疑古之风由来已久。且不论古代崔述或阎百诗等各种经史辨伪之学，就近代顾颉刚立“古史辨派”以来，疑古就成为了不可忽视的一大风气。虽然称为“疑古”吧，但实际上还是求“信”之“疑”。近代历史既有考古学地下新出材料之证明，再加上西方实用主义学派理论方法的引入，以及中国学者本身就占有乾嘉以来强大的传统文献传统，这些都使得如何重新书写历史成为了一大学术焦点。在这样的背景下，屈原受到质疑不但是理所应当的，也是学术的风气和趋势所必然决定的。何止是屈原，可以说古代的整体历史都需要接受一个新的方法的验证，谁都没有豁免权。

    疑古风潮不仅仅是中国历史学界在一百年前的风气，也是当时整体世界历史学风气使然。19世纪的德国历史学家兰克所建立的兰克历史学派所强调的就是历史本身的客观性，这种客观性建立在理性的公正价值上，也建立在客观证据和文献之上。可以说，兰克史学实际上是中国历史学界所谓“双重证据法”的先声。伴随着整个第二次工业革命，对于历史的重新建构实际上也符合整个理性化思潮的全球蔓延趋势。人类期待建立起一个全面的理性化世界，除了资本理性化外，也期待将整个空间和历史都纳入理性化的范畴之中。那些不足以被理性所容纳的部分，当然要被放逐出历史叙述的领域。

    斗转星移几度秋，百年之后，山水依旧否？且不论钱玄同、顾颉刚等疑古派领袖本身业已步入历史，而历史学本身的方法论也早已不局限于理性史学的范围之中。观看百年哲学演变，陆续有存在主义、分析学派和结构派后现代等各路学说竞相争艳，历史学也更是非复昔日可比。既有年鉴学派，文化人类学和历史神学等诸多新的视角介入，到晚近怀特教授提出“元史学”，以诗性来重新审视历史，更拓宽了原初历史学的范围。哪怕在中国历史学界范围，也早已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号召。在今天的格局下，假如依旧单单抱有疑古学派的旧思路旧方法，恐怕也只能陷入“民间学术”之嫌，而难登大雅之堂。

    问题在于，这种无视历史学发展的疑古之风，却又在新的时代披上了新的外衣出现在人们的面前。这件新的外衣，就是大众文化大众媒体。到了端午节前后，各类关于屈原的质疑之风重现于网络。虽不是不能质疑，但是在这些大众化的言谈之中，我们非但看不见百年间人们关于历史的重新审视及其思考，甚至连早期疑古学派的严肃考辩精神，也被哗众取宠的奇谈怪论所取代。今天的人们好奇闻倒是事实，但是殊不知，大众对于真正的历史思考的热衷，其实也并不少于对于奇闻的爱好。要是历史学家能够施展武功，拿出今天历史学科的真实本领，来讲述事关屈原和端午的故事（且不论屈原和端午是否相关），这些叙事的精彩程度，又岂会逊色于各种媒体上流传的民间疑古之文呢？若专业人士不屑于此，那大众也不得不接受劣质历史的熏陶了。眼见于此，总盼望明年端午能有点不一样的局面发生吧。

尤雾

尤雾 1982年生于上海，上海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专栏作家，从事文化分析和艺术批评写作，文章散见于各大媒体。【编辑：袁毅】